由于对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认识很不一致,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大不相同。首先,我不同意一些学者就分配论分配的意见,如提出主要靠通过财政政策用再分配的办法,从富人多抽一点税收来做扶贫济困事业;有的还提出用西方经济学所谓第三次分配的办法,靠富人的旋舍通过慈善捐款来救济穷人,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也不赞成那种慢慢来,实际是再拖它十几二十年再说的观点。连邓小平晚年都感到时不我待,财富在一边积累,贫困在另一边积累,担心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有朝一日积累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岂不悔之晚矣!我提出的对策是:

首先,中国农村重新全面实行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这是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治本之策。由于上上下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多说几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贫困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农民是最大的贫困群体。解决了这一部份人的问题,就解决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头。而且所提建议不是生活上临时救济的权宜之策,而是从生产抓起,在制度上安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治久安、一劳永逸之计。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最难实现的一化。中国不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而不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论述过了的,也是前苏联和中国几十年实践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有位著名学者提出,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只有减少农民人数。农民人数少了,人均耕地就多了,不就富起来了吗?这种意见乍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是高见, 大报也多次宣扬过。其实,这样一种简单的减法,是小学生的算术,根本上不可行。目前中国有七亿多农民,现有的十几亿亩耕地最多只需一亿农民耕种就足够了,试问还有六亿多农民往哪里摆?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可见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盘考虑,是不行的。

中国有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的丰富经验。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在全国解放前２２年的革命战争中,从江西到陕北,就有领导农民组织互助合作的零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３０年,积累了农业合作化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１９５６年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几亿农民响应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壮举。这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农业减产,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每年以５-６%的速度上升,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联系当前的实际,重读此报告,回顾这几十年历史,仍可得到不少启示。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如今大量是被“圈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报告还从经济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从政治上,论述了农业合作化,把巩固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只有这样, 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否则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６８-１９１页)这些话至今不仍然有现实意义吗?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化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后来退到以生产队核算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其巨大影响在我国农村至今依然存在。现在全国从南到北各地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８０００多个,在这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他们在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方面取得的成就,发出耀眼的光芒,是亿万农民前进的方向和榜样。

８０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村普遍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５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风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１５页)１９９０年,他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５页) 现在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了,提出实现第二个飞跃,重新发展集体经济,应当说是时候了。去年政府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用公司加农户的办法,使一部份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脱贫致富。应当肯定,这是好事,但这只能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受益,内地广大农村是无法实行的。要使全国各地农民普遍脱贫致富,还是重新全面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使新农村建设有个载体,比较切实可行。

重提合作化,是有不同看法,有阻力的。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前几年又是写文章,又是答记者问:说他过去是宣传合作化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认识到搞合作化错了; 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如今不知道这位学者面对小岗村的现状,又作何感想?前几年他说:“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在此只想问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过你没有?作为经济学家,老祖宗的基本著作肯定是读过的,只是因为自己现在已经“转向”,把老祖宗的书丢在脑后罢了。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许多年轻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老祖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可能没有涉猎,下面简单提及一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深入研究了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他们关于法德农民问题的几篇著作,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深刻指出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一文中,对当时德国农民各个阶层作了分析,指出人数最多的农业工人,要把土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这以下大黑体字都是引者改的)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２９５页)“而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３１０页)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３页,列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节)所以,他在去世的前一年,特别关心农民和农业问题,以口授方式写了《论合作制》一文,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实现了完全的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列宁选集》第四卷６８６-６８７页)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致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构筑了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而此时西方国家则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产倒退几十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乡居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当时苏联恰好“一五”计划完成,经济高速发展,消灭了失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这一切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苏联追赶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以及苏联在这方面取得的实际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次,坚决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须采取的根本措施。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尽管有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城乡集体经济获得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既促进了生产持续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促进的条件下, 亿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构建了共和国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厦。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政策上虽然一贯宣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但具体执行上许多地方和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是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企改制,实际是将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卖。正如去年国家体改研究会高尚全会长主持的西山会议上,资本主义改革的“精英”说的“打左灯,向右拐”,肆无忌惮地搞私有化。他们宣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大功告成。

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关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学者,眼看着国有企业的个数不断减少,经营范围不断缩小,比重不断下降, 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一些醉心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人,则额手称庆。１９８０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７６%,至１９９７年,下降为２５.５%。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此时国家统计局宣布,从１９９８年起,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反映国有经济状况。由于这个指标包括的范围扩大了,当年国有企业的比重不降反升,达到了２８.５%,显然比重被人为地夸大,不符合实际情况。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６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发表了２００４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我据此计算,国有工业所占的比重只有１５.３%了。时间又过去两年了,估计现在的比重还要小于此数。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去年内资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６５%,这个数据得到了吴仪副总理的确认。这就是说,目前中国私有制已经取代公有制成为主体了,